河阴县建置考辨
河阴县建置考辨
文/孙景超
摘要
历史上存在秦汉至隋的河阴 (平阴) 与唐至清代的河阴，因地域相近，时代相接，地方志记载中多有讹误。通过对方志史料的详细剖析，可以发现二县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，在地域上有分属之别，其行政建置并无承继关系。方志记载混淆的原因，一是未能正确的参照历代地理志书的记载，二是康熙 《河阴县志》对墓志资料的误用。
关键词:河阴县 平阴县 建置 地名混淆
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为数众多的重复地名，这些重复地名或异地同名，或时代相接，或地域相近，情况较为复杂。后世所修的地理志书稍有不察，极易混淆。章如愚评论古今地名问题:“百王制度，代有沿革，考正实艰。而地名同异，古今混淆，尤为难辨者也。盖其山川所届，时各异名，而郡邑之名，又复非古，岁代滋久，史传互见。或沿其地而易其名，或袭其名而迁其地，或亦迁其地而革其名，此舆地之所以难考也。” 地名混淆尤其是邻近地名相互混淆，往往会引发社会认识的混乱，“夫东西相望，名相同，地相近，时又相接。陋儒寡识者复数典而忘其祖，张冠李戴，不亦宜乎?” 河阴县作为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县级政区名称，就是这种地名混淆问题的典型代表，本文即对此略做辨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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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代河阴县建置
《春秋穀梁传》首先提出了 “水北为阳、山南为阳”的命名原则，即河水的北面为阳，河水的南面为阴。中国东部地区存在大量的东西向河流，河阴一词作为河流南岸的地名也屡见不鲜。民国《河阴县志》统计: “河阴为县，见于正史者凡五。”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》统计有五，与《河阴县志》所述不尽相同。通过检索史料并详加考订可知，历史上以河阴为名的县级政区共有 6 个，依设置时间考辨如下:
一是秦汉时的河阴县。《水经注》载: “(河水) 又迳河阴县故城北，又东迳九原县故城南，秦始皇置九原郡，治此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更名五原也。”此河阴县置于秦代，秦统一六国后，北逐匈奴，占据河套地区并设置郡县。“(秦始皇) 三十三年……西北斥逐匈奴。自榆中并河以东，属之阴山，以为 (四) 十四县，城河上为塞。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、(阳) 山、北假中，筑亭障以逐戎人。徙谪，实之初县。” 河阴县即其所置郡县之一。秦亡后曾沦于匈奴，汉武帝元朔年间收复河套地区后，再置郡县，即 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五原郡下河阴县之设。其地约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西北四村之土城子。
二是秦汉至隋河阴县。此河阴即 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河南郡”下所记之平阴县。其得名原因为 “在平城南，故曰平阴”。但该书只记其县名，未记置县年代。后世推测其置县时间或云秦，或记汉，但时间相距不远。此县西汉属河南郡，东汉属河南尹。三国魏黄初元年 (220) 并平县、谷城、平阴三县为河阴县。西晋至南北朝时，因政局混乱，归属屡变，但县名始终未改，东魏时曾在此置河阴郡。隋并河阴入洛阳县，隶属河南郡。其治所在今河南孟津县东之白鹤镇白鹤村一带，历史上著名的 “河阴之变”就发生在此。唐代在附近又陆续设置有大基、柏崖、河清、孟津等县，但均不以河阴为名。
三是南朝宋、齐所置河阴县。此河阴县见《宋书·州郡志》及《南齐书·州郡志》，属雍州河南郡。该县为安置北方移民所设的侨县，并无实土。其地确址无考，当治今河南南阳市及其周边一带。
四是唐代至清代河阴县。唐开元二十二年 (734)，为便利东南漕运，在古汴河口修筑河阴仓，并析汜水、武陟、荥泽地置河阴县。其建置见于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等史籍。《元和郡县志》“河南府河阴县”条载: “本汉荥阳县地，开元二十二年以地当汴河口，分汜水、荥泽、武陟三县地，于输场东置，以便漕运。”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与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所载皆亦基本相同。该河阴县自唐代设置后长期存在，历宋、元、明、清诸朝，至清乾隆三十年(1765) 并入荥泽。其治所最初在广武山北大峪口，后因黄河泛滥改道，治所屡徙，至明洪武二年 (1369) 徙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广武镇后，长期稳定。
五是辽代所置河阴县。此河阴因位于桑干河之南而得名。《辽史·地理志》及《金史·地理志》均有记载。清嘉庆《重修一统志》对其建置沿革叙述得最为详细: “山阴故城在今山阴县西南。辽初为河阴县，《金史·地理志》: 山阴本名河阴，大定七年以与郑州属县同，故更焉。贞祐二年升为忠州。《元史·地理志》: 应州山阴县，至元二年并入金城，后复置。”其地约在今山西今山阴县马营庄乡故驿村。
六是民国时期所置河阴县。1913 年，自荥泽县析置河阴县，即恢复了清代省并的河阴县。1931 年，河阴、荥泽二县合并为广武县。1948 年汜水县与广武县合并为成皋县，1954 年又省入荥阳县。其治所在河阴城，在今河南荥阳市东北广武镇。
以上6个河阴县，除南朝宋、齐所立的侨置河阴县确地无考外，均位于东西向河流的南岸，符合 “河阴”的命名原则。秦汉时期的河阴县与辽代所置的河阴县，时代不同，距离亦远。辽代的河阴与同时代北宋治下的河阴并不在同一政权控制下，至金代为避同名又改名山阴，其沿革皆清晰易辨; 民国时期的河阴县与唐至清的河阴县仅有时代差异，地域范围则基本相同，可视为一地。唯有秦汉至隋的河阴 (平阴)，与唐至清的河阴两县，地理位置相邻，置废时间又前后相接，易被混淆，即“荥、汜间之河阴，始于唐开元，后世不审，误合为一，遂以此为古平阴”。后世关于河阴的争论即围绕此二县展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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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代志书之误
从历史沿革的实际情况来看，“孟津之河阴，非荥汜间之河阴也”。这一历史事实应该是比较明确的，但考察历代方志，对此问题记载错误的却为数不少。以河阴县志为例，河阴县明清以来共修志五种，存者三，佚者二。存者为康熙 《河阴县志》4 卷、光绪《河阴志稿》16 卷、民国《河阴县志》22卷。其中光绪《河阴志稿》纂于河阴废县期间，为私人著述，并未完成，世间罕见，在此不予讨论。修纂较早、影响较大的康熙《河阴县志》关于河阴县的沿革则完全错误，即误将秦汉至隋的河阴与唐代所置河阴县的建制相接续，视为一县。其记载如下: “秦始皇兼并六国，统一寰宇，分天下三十六郡，改平阴邑为县，隶颍川郡。”此处语句虽短，错误即有两处，首先误将今孟津附近的平阴与今荥阳附近河阴视为一体，把两个河阴县的建置沿革系为一县; 其次，将其归属的上级政区，误作颍川郡。平阴县若置于秦代，其地当属三川郡，汉改河南郡，可见其舛误之深。这一舛误流传200余年，直至民国《河阴县志》才开始得到纠正。
历代文献中对河阴建置情况的混乱记载，并不始于康熙《河阴县志》，而是从明代就开始出现的。民国《河阴县志》在考证该县沿革后指出其错误始于明《一统志》: “自《明一统志》误以北魏所置洛州之河阴(即今孟津)，牵率混合，而申《志》及《河南通志》、《开封府志》均仍其谬，数百年来无人纠正，所关匪浅。”受《明一统志》错误影响，申奇彩等修纂的康熙《河阴县志》及明清时期的《河南通志》、《开封府志》等皆沿袭此误。翻检《明一统志》，其内容如下: “河阴县，在 (郑) 州城西北五十里，秦置平阴县，在广武山。汉徙治濒河山下，始曰河阴县。晋属河南郡，唐又徙治输场之东渠口，开元初属河南府，会昌初属孟州。宋以汜水县省入，金属郑州，元移治广武山之大峪口。本朝初又徙今治，编户七里。”其内容显然混淆了两个河阴县的建置沿革，并将其串联为一体。
但若对史料细加考订，此项谬误的起源可能更早，如修纂于明初洪武年间的《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》“河阴县”条记: “秦于广武山置平阴县，汉徙于濒河山下，为河阴县，属河南郡。唐开元间析汜水、荥阳、武陟地置河阴县，属河南府，会昌元年，属孟州。宋熙宁五年，省汜水入焉，金割属郑州，元仍其旧。本朝因之。”可见，至迟在明初，部分地理志书对河阴县的建置沿革已经开始模糊不清。
在秦汉时期历史地理资料缺乏的情况下，后代的志书资料为后世所倚重。《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》与《明一统志》均为明代官修志书，时间较早，地位权威，影响很大，这一谬误在明清以来的方志中多被沿袭。笔者粗略统计，沿袭这一谬误的方志为数较多，河南省志计有: 明代的成化《河南总志》、嘉靖《河南通志》、清代的顺治《河南通志》、康熙《河南通志》、雍正《河南通志》、乾隆《续河南通志》、民国《河南新志》等; 府志有万历《开封府志》、顺治《开封府志》等。
此外，还有一些沿革地理考证著作也出现了类似的错误，如明代郭子章的《郡县释名》、清代朱鹤龄的《禹贡长笺》、姚培谦的《春秋左传杜注》等。如此多数量的官私地理著述，谬误相袭数百年，其影响可谓巨大深远。“地理差则人事舛，沿革误则名实诬，踵谬传讹，非细故也。”正因为谬误之深，对其进行纠正也更加迫切。
从舆地学价值上来看，历代对《明一统志》的评价并不高，明末清初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批评道: “永乐中，命儒臣纂天下舆地书。至天顺五年乃成，赐名曰《大明一统志》，御制序文。而前代相传如《括地志》《太平寰宇记》之书皆废。今考其书，舛谬特甚。” 顾祖禹亦评价道:“尝怪我《明一统志》，先达推为善本，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，类皆不详，于山川条列，又复割裂失伦，源流不备。夫以一代之全力，聚诸名臣为之讨论，而所存仅仅若此，何怪今之学者，语以封疆形势，惘惘莫知。一旦出而从政，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，曾不若藩篱之限，门庭之阻哉?”清代修四库全书时，馆臣对其评价亦不高: “《明一统志》其时纂修诸臣，既不出一手，舛讹抵牾，疏谬尤甚。如以唐临泃为汉县，辽无章宗，而以为陵在三河; 金宣宗葬大梁，而以为陵在房山; 以汉济北王兴居为东汉名宦; 以箕子所封之朝鲜为在永平境内，俱乖迕不合，极为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所讥。至所摘王安石《处州学记》地 ‘最旷大山长谷荒’之语，则并句读而不通矣。”其所举数例，已证《明一统志》在沿革地理记载方面并不可靠。但由于其官修的地位，还是在社会上形成了重要影响。
尽管并非所有文献都有此错误，如在清代考据学著作中，考据精详者如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高士奇《春秋地名考》等则注意到了不同时代的河阴县并非一地并予以指出，显示出其考据水平。但从文献流传的角度来看，对于河阴沿革记载准确的文献中，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成书于清初康熙年间，对此问题考辨甚详，但其书直到嘉庆年间才有刻本，流传范围有限。清代官修嘉庆《重修一统志》虽然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，但其成书时河阴县已废入荥泽，河阴作为废县不在政区“沿革”之列，仅以“河阴故城”条目收入“古迹”之中，自然较少有人关注。直至民国初年，胡荃、蒋藩等人重修《河阴县志》时，这一问题方才得到彻底纠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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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淆原因考辨
河阴县的建置之所以会被长期混淆，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。首先是未能正确的参照历代正史《地理志》及地理志书的记载，错误的将并无继承关系的两个河阴县误认为一地，这是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，以上已经辨析。另一个原因则是错误的参考了唐人的墓志资料，即民国《河阴县志》所指出的: “申志谓河阴即平阴，其说见于唐耿元晟墓志，明《一统志》、清《河南通志》《开封府志》并同。”
显然，问题的要点落在了耿元晟墓志上。兹录其墓志内容如下: “公讳元晟，字长仁，平原安德人也……权居于河南平阴……会昌二年十一月十日，终于平阴临阓里，行年五十有一……大中七年四月十三日，葬于平阴板城乡茹固里，祔葬广武原，礼也。” 墓志中提到的地名有平阴、临阓里、板城乡、茹固里、广武原等。除临阓里无考外，其他各地均有所指。平阴即秦汉时期的平阴县，三国魏改称河阴。民国《河阴县志》曾有明确辨析: “周时以平阴名地者有二，一齐平阴，见《左传》，今山东平阴县是。一东周平阴，秦时附入洛阳。故陆机曰: 皤皤董叟，谟我平阴。汉置县，魏改曰河阴，隋省，《河南府志》考据甚详。本境乃汉荥阳，旧地沿革，唐以前从无平阴名称。” 板城乡之名，亦见于《郑氏女墓志》，为唐代河阴县所属三乡之一，其地约在原河阴县城附近，元代以后为黄河冲圮。茹固里，民国《河阴县志》卷6《古迹考》记: “茹固里，今茹固村。固者，屯兵之所，犹今所谓砦也。”其地即今荥阳广武乡广武城西1000米茹固村。
墓志中所载诸地，皆为河阴县属地，“非孟津之平阴明矣”。在唐代墓志中，对于河阴、平阴二地的记载区分是相当明确的。民国《河阴县金石考》对该县出土的诸墓志记载进行比较，辨明了耿元晟墓志是存在问题的。“魏故假节征虏将军、岐州刺史、富平伯于君墓志铭: 君讳纂，字万年，河南郡河阴县景泰乡熙宁里人。隋故使持节仪同大将军、昌国惠公墓志铭云: 反葬于河阴县之芒山，河南宣穆公之墓次。芒山在洛阳北，此平阴所改之河阴也。唐故石州刺史刘穆之墓志: 葬于洛阳县北，平阴乡安善之桃原。韩愈太原府参军苗君墓志云: 葬于洛阳平阴之原。唐崔程墓志，葬于洛阳县平阴乡陶村之东南。此隋省县后，唐人所指之平阴也。诸志不误，则此志之误昭然矣。”显然，以上诸墓志对平阴、河阴记载明晰，唯耿元晟墓志关于平阴与河阴的记载为孤证，其可信度颇可怀疑。
从耿元晟墓志的成书过程来看，耿氏原籍平原，侨寓河阴，民国《河阴县志》推断其族人“或适京洛，或在江表，或仕京师，不常厥居，与土著迥殊”。其墓志作者，“必其亲戚故旧所为，非河阴人。可知沿革未悉，率尔称述，遂至于此”。就墓志的书写规则而言，“志铭以直书为主，不宜引用古名。韩昌黎为女挐圹铭少秋官三字，尚为后儒所訾。就今河阴果属古平阴，亦称引失例”。这一现象是古人作文时易犯的通病，即 “旧时代文人对地名往往喜欢用古名、别名，对行政区划和地方官也喜欢用古称，不仅常见于诗文书札，也用之于署籍贯、题书名”。如此一来，其墓志所用之古称非但无用，反而容易误导后人的认知。从出土过程来看，耿元晟墓志并非从其墓中取出，民国《河阴县志》在记载“仪同大将军临渠二州刺史郑君之神铭”时提到: “此与司马伦、耿元晟、郑氏女各墓志，及陇西李公、陆府君、清河张夫人各志盖并太尉墓石，皆自茹固庙柱下取出。” 其出土时间也不明确，“至墓志出土，不详何时。而 (茹固) 庙之重修，则在明中叶。当未为柱础以前，土人共见，必谓自唐以来，皆云平阴矣，又孰为之溯其原委，辨其疑似乎? 以故明代碑版，多用此名，而创修邑乘时，亦遂据为典要，而《府志》《省志》乃如出一辙矣”。
经过民国《河阴县志》抽丝剥茧的剖析，由对耿元晟墓志的误解所引发的平阴、河阴之混淆，已经被完全厘清，河阴县的历史沿革也可以得以彻底明晰。
由此也不得不引发学界对方志资料的辨析。方志资料历来被认为有 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”等重要作用，但方志资料本身良莠不齐，对于地方历史记载时也存在一些问题，一个突出的趋势就是信而好古，即通过某些片面的资料，将本地的历史建置向前延伸等情况。对此，谭其骧曾有论断: “对一个地方的建置沿革，各种书里往往有不同的说法，不能认为说得越具体就越正确，更不能认为一定是后来居上”，并据此提出了 “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”的观点。
对于地方志中的墓志资料，也应当辩证的认识。墓志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日益为学界所认知，对于文献史料较为缺乏的中古汉唐时期尤为重要，马强在深入研究唐代墓志后曾指出: “出土唐人墓志中包含有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料，对研究唐代历史地理有重要意义。”但对于墓志资料的局限性也要有所认知，“就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整体角度考量，唐人墓志毕竟也只是一种辅助性新资料，资料本身往往较为破碎、零散，无法完全替代传世文献”。另外墓志由于撰写者史地知识的差异和记忆的错误，有时也会出现一些“原发性”讹误，“如《卢有邻墓志》无中生有误记利州有汉南县，《严郎墓志》将通州宣汉县误作 ‘宣澣县’，诸如此类的错误，使用者不可不察”。其所举事例显然说明，墓志资料的局限性很大，片面相信墓志资料是不可取的。
因此，在研究旧志时，仍应对其有全面正确的认知，遵循谭其骧所论，即: “议论方志的弊病，指出方志的谬误，正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方志，最大限度地发挥旧方志的作用……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利用，如何通过分析、比较、核对，确定哪些是第一手的材料，哪些是可靠的材料，哪些是可以利用的材料。” 在利用旧方志资料时，仍需要慎重秉承“孤证不立”的原则，综合运用多种史料详加审订，方有可能得出准确的结论。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地方志》2019年第4期
作者：孙景超
选稿：常宏宇
编辑：周辰
终校：何涵
审订：李露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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